“这样的报道可以说是极不负责任，而且也给我们对娱乐场所的专项整治工作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近日，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王珠针对京城某媒体报道的“娱乐场所凌晨两点前入场可玩通宵”的论断，给予了严厉的斥责。
　　被王珠驳斥的这篇报道称：“市文化局副局长王珠6月5日首次明确，北京的娱乐场所按照凌晨两点停止入场进行管理，也就是说，如果顾客凌晨两点前进入歌厅、迪厅，可以继续狂歌劲舞，但娱乐场所不可再开门迎客。”
　　此篇报道迅速被多家媒体转载。王珠也很快作出反应，对媒体澄清道：“我只说了前半句，后面的‘也就是说’那部分是这个记者自己理解的，这太不合适了……会给从业者和消费者造成不小的误解。”
　　对于王珠和媒体的争执，有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实际上，公众更关注的是娱乐场所限时令的合理性以及背后存在的问题。自从3月1日《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实施以来，“每日凌晨两点至上午8点，娱乐场所不得营业”的规定就引起舆论沸沸扬扬。有人说这是一场新的“猫鼠游戏”，也有人说“这是一条颁布后实行不起来的限时令”。
　　那么，这条规定在全国各地的执行情况到底如何？笔者在几个城市进行了深入调查。

　　北京娱乐场所依旧我行我素
　　6月6日午夜时分，北京市一家麦乐迪歌厅的门前，很多顾客还在为找不到停车位而苦恼，歌厅内的热闹场面让人很容易忘却这本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刻。而这一天，也正是北京市启动专项行动，严查娱乐场所的超时、超员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的第二天。
　　凌晨两点已过，这家麦乐迪歌厅内没有任何人来催促顾客退场。在卡拉OK的显示屏上，笔者也没有看到任何劝说顾客退场的字样。
　　离开麦乐迪，笔者又来到北京著名的迪厅一条街。凌晨两点半，站在入口处很远的地方就可以清晰听到迪厅内嘈杂的音乐和鼎沸的喧闹。笔者问这里的保安：“这里营业到几点？”保安回答：“一般到凌晨4点。”
　　的确，两点后“不得营业”，这条规定的模糊性让很多“夜店”的经营者看到一些缝隙。某迪厅钱姓负责人就认为，到两点可以不再放人进入，但迪厅到点就开灯、关音乐、轰人有点不现实。
　　而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王珠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按照法规的解释，结束营业时间到了，营业者要通知消费者营业时间结束，并劝告其自觉离场。
　　“但是，从目前娱乐场所执行的情况来看，大多只是自身对法规的理解，文化部将会尽快出台《娱乐场所管理条例》的细则，它将对法规进行权威性解释……而在娱乐场所清理整顿期间，一定要从严执行法规。凌晨两点之后娱乐场所一定要停止营业！”王珠强调。

　　泉州至今没有娱乐场所被处罚
　　6月7日凌晨2时10分，笔者来到位于泉州市泉秀路的一家KTV。刚一进门，前台接待的服务生马上就走过来问笔者要不要包厢。在交谈过程中，笔者了解到这家KTV平时营业到3点，人多时还营业到5点。“唱歌到5点可以，不过你们在4点就要买单。”一位主管这样告诉笔者。
　　凌晨2时38分，笔者来到位于泉州市刺桐路的一家大型夜总会，发现演艺厅内灯火辉煌，三五成群的客人正围坐在一个个小桌子旁喝酒划拳。过道上，服务生提着一瓶瓶酒来回穿梭。
　　就泉州市的娱乐场所在凌晨两点过后生意依然火爆的现象，笔者采访了该市文化局文电科的朱科长。据朱科长介绍，目前泉州市有五六百家娱乐场所，其中市区100多家，80%的娱乐场所可以做到凌晨两点过后不再接纳新客，但已有的客人若还要继续玩，老板不便撵客，文化稽查部门在执法时也会适当放宽。
　　朱科长同时告诉笔者，近期文化部门正在组织娱乐场所相关人士进行培训，并将根据新规定加以整改，以后将进行严格的执法检查，但这“还需要一个过程”。

　　如何体现立法的科学性
　　对于“限时令”，为何各有各的理解呢？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刘莘认为这是一个立法科学性的问题，“立法要符合现实的情况，要讲究社会实践的可行性。如果现实需要的状况与法律法规规定的要求不符，时间长了，法律法规必然打折扣，法律的权威性也必然会受到损害”。
　　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力宇教授认为，在制定关系到全国百姓切身利益的法律法规的时候，要尽量广泛征求多方意见，充分考虑到各种实际情况，并留出便于应对的灵活空间。否则，执法成本会居高不下，在社会生活中难以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
　　已经有一些地方官员提出：“一刀切”的限时令是否过于粗疏？湖南省长沙市文化局副局长谭旭就公开对当地媒体表示，“我国南北方的生活习惯差异较大，凌晨两点在北方已是夜深人静，而南方的城市夜生活却热火朝天”。湖南省文化厅助理巡视员杨汉林更进一步对媒体说，将结合湖南的实际情况对新条例进行解读——“特殊情况应该特殊处理”。
　　那么，针对诸多不同的理解，如何体现立法的科学性？在立法上又如何界定管理权在市场经济中介入的度？笔者把这个难题提给了刘莘。
　　“行政许可法中规定：如果是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等情况下，可以不设定许可。这可以对我们立法中规定行政管理权的介入，提供一种思路和大概的界线。”刘莘说。